反腐课题考验“习李新政”

章立凡

联合早报 2013年3月16日

http://www.zaobao.com/yl/tx130316_001.shtml

自中共十八大结束到十二届人大召开，经过一百多天的热身，执政党即将完成全部权力交接，正式开始“习李新政”的第一个周期。

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领导人来说，上任后的最初半年，是向国际国内展示自己形象和能力的最佳时段。毋庸讳言，公众对上届领导人的政绩普遍感到失望，习李团队必须树立强势形象。其中最紧要的课题之一，就是针对积重难返的体制性腐败，交一份能及格的答卷。

改革时机错失，利益集团坐大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不受监督的权力垄断体制，逐渐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体制内部开始酝酿建立制度上的预防措施：

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汉斌提议建立国家工作人员申报财产制度。1988年，全国人大起草了《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但仅作为一种内部监督方案，未真正付诸实施。1989年重大事件后工作停摆。199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要求申报收入，并未要求申报所有财产，而且不对社会公开。自2000年始，中央先后出台颁布多个文件，申报范围不仅限于收入，还包括动产和不动产、股票等。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副处级以上干部报告收入，但缺少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具备的公示和法律惩罚等关键环节。直至2012年底，广东省才开始安排财产公示试点。

80年代反腐败的阻力主要来自高层，如今自省部级到农村基层政权，腐败已无所不在，阻力则来自整个体制。究其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延误，错失了清除腐败的最佳时机。

回顾十年前的换届时刻，国人普遍对“胡温新政”寄予厚望。2008年进入第二个任期后，政改未见任何进展，社会矛盾集中爆发，雪灾、地震应对乏力，北京奥运歌舞升平……。同年4万亿的经济决策失误，导致游资冲击市场，助长了“国进民退”，央企国企野蛮成长，利益集团迅速壮大，官场腐败一发不可收拾。此后五年间，公众对体制性腐败日见焦虑，逐渐丧失耐心。据央行网站披露，贪官们在2011年之前转移到国外的资金已超过8000亿人民币。

据人民网2008年网上调查，被调查者中94.3%的认为腐败问题“很严重”，5.1%认为“比较严重”，共有99.4%的被调查者对腐败现状不满。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前，新华网与《半月谈》杂志社联合举办的“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调查显示：“腐败问题”以70.5%的得票率位列第一。目前光明网的“两会调查暨国是建言征集”中，“反腐倡廉”按得票数位列第二。

触及权力基础，如何自我开刀？

送走10年“胡温新政”，国人又迎来了“习李新政”，未来5-10年任期内能否清除腐败，实关系“新新政”之成败。新领导上任以来，处处以廉政形象示人，出则轻车简从四菜一汤，言必高调反腐依宪治国，引发了新的期盼；而内部传达的讲话版本，又令许多期盼者深感不安。其实无论政治主张开明还是保守，“永远执政”都是中共领导人必须坚守的底线。

新领导层的主体，是被称为“太子党”的红二代，而上届领导层主要来自草根出身的“团派”。前者犹若创业大股东的继承人，后者只是职业经理人。这种分野在中国历史上传承有自，前者源于门阀制，后者源于科举制，在清代则被称为“满臣”和“汉臣”，前者凭血统掌权，后者靠科举入仕。胡温一代对建立红色江山无尺寸之功，政治资本不足是其任内无所作为的原因之一。

“血酬传代”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产物，红二代对其父辈打下的江山，则有一种天然的血缘感情，希望绵延千秋万代；而中共的老一辈领导人也认定“把政权交给我们的孩子，至少不会挖我们的祖坟”。这种根深蒂固的“血统论”或许也算人之常情，但将国家名器视为政治团体的战利品，只是一种“家天下”的升级版。

胡温时代末期面临政治腐败、社会分化造成的多重危机，一些红二代担心祖业不保，对“职业经理人”的软弱管理感到不满，急切推动“自己人”尽快上位。从去年中共十八大到今年“两会”闭会，红二代的接班行将全部就位，中国将出现一个类似于清末“皇族内阁”式的权力结构，既有中兴祖业的冲动，也有誓死捍卫政权的决心，在操作层面上显得相对自信。

中国有句成语叫“医不自治”，即医生不应给自己或家人治病，盖因亲情利害等因素易导致误诊误治。“习李新政”未来所面临的困局恰恰在于：即便有决心做体制的良医，也很难在自己肌体上开刀动手术。

红二代是新领导层的权力基础，同时自身（不是所有人）又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垄断了央企、大国企等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的掌门人地位。新领导人果真要推行改革清除腐败，就需说服“哥儿们”带头放弃部分既得利益，以换取本党长期执政的长远利益，这几乎是一件与虎谋皮的工作，且须冒比80年代胡、赵等中共领导人更大的政治风险。

政治体制不改，反腐难于奏效

近期媒体不断宣传新政刮起的“廉政风暴”，“网络反腐”揪出“表哥”“淫官”“房姐”之类的小贪，也令网民亢奋不已；殊不知“小贪置房大贪买矿”，公众能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多地政府迅速出台规定，防止利用房产查询系统“以人查房”。“阳光法案”博弈26年的历史早已证明，没有外部竞争和制度监督，仅靠党内自查自清，难以遏制盘根错节的腐败。

一个不能在社会分配问题上实现相对公平的政府，很难维持政权的稳定。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曾警告：“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的今天，谁都无法否认中国社会已经两极分化，但无人承认改革失败。

2008年两会后，笔者曾撰写《历史留给改革的时间不多了》一文，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悖论在于：“改革阻力来自共产党内部，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并发出预警说：“没有民意选举的背书，现政权的合法性主要靠经济增长维系，一旦经济崩溃，合法性就不复存在。而腐败恰恰是寄生于经济命脉上的血瘤，伴随着宿主的成长而无限膨胀，现已到达危险的临界点。”

腐败也是一种历史动力，当机体腐熟到一定程度，外力的偶然触发也可能导致突然崩溃。我在2009年曾提出：仿效“人体生物节律曲线图”，为中国社会绘制一幅曲线图，分别将“政治”、“经济”、“社会情绪”以曲线标示，如三曲线错峰接近临界点，局面尚属可控；当三曲线同时到达临界点时，则可能出现崩盘。

多年来，体制内流传着一句耸人听闻的话：“不反腐要亡国，反腐会亡党。”以团体利益绑架国家利益，其实是一种不靠谱的“党国史观”。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是“铁打的江山，流水的政权”，大江东去，腐败的政权死在沙滩上，但中国不会灭亡。

新领导人若想实现长期执政的政治目标，就必须通过政改这道生死攸关的“历史三峡”。

                                       2013年3月11日风雨读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