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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主席就战争问题对军委领导干部的讲话
4月20日，网上流传一份《军委主席就战争问题对军委领导干部的讲话》，据称是日前从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来源获得。
在这篇讲话中，习近平主要谈了五个问题。在谈到中共与20世纪几场战争的关系时，习近平把战争对中共造成的负面影响归纳成四点。随后，习近平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对中国的特殊意义，认为需要重新认识美国，中共对外战略的支撑点是处理好中美关系。在接下来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两个观点：“军队国家化”的条件已经成熟；谈战争中人道主义问题，他本人可以接受。
从整体上看，讲话内容呈现出反思、温和、理性的特点，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与习近平的语言习惯、价值观念和身份不相符，是伪托习近平名义之作。但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这篇“讲话”是真实的，展示了真实的习近平。
（201X年X月XX日）
各位：晚上好！
今天就战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与各位交换意见。在座的，都是军旅出身，有的还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我不是。就军事问题、战争问题，你们是老师，我是学生。但作为军委主席，是不能不考虑战争问题的。当然，我更多的，是考虑战争问题中的战略问题、政治问题，价值观问题，而不是战役指挥问题。我很赞同毛主席的一句话：“言必及义”。战争问题中的义，还不仅是战略问题，更要涉及到世界大国政治、人道主义、人类文明走向。言不及义的政治家，不是政治家。言不及义的军事家，也不是真正的军事家。今天，我想就战争问题中的义，跟大家作一个意见交换。必须声明，我所讲的，除了历史上已有定论外，都不是结论，只是提出问题，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我坚决反对凡一把手讲话就是结论的做法。
我今天与大家交换的意见主要有五个问题：
一、我们党与20世纪的几场战争；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三、澄清对美国的认识；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对外战略的支撑点；
四、今天现代国家武装力量的根本使命；
五、现代战争与人类现代文明。
第一个问题：我们党与20世纪的几场战争。这既是历史的回顾，也是一种总结；总结中有肯定、也应该有反思。
可以说 ，我们党基本上就是一路伴随着战争成长壮大、赢得战争、夺取政权、守卫疆土的。从1924年到1949年，我们党参加了三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第一次国内战争，也叫北伐战争（1924年到1927年），我们是配角，国民党是主角。抗日战争（1937年到1945年），我们党还是唱配角。国民党还是主角，这一点应该承认。第二次（1927年到1937年）、第三次（1945年到1949年）国内战争，国共两党唱对手戏，而且战争主动权逐渐从国民党手中转移到共产党手中，直到我们取得彻底胜利。但是1949年后，战争并没有远离我们。新中国建立刚8个月，朝鲜战争爆发，随后我们先后派出了数百万志愿军，在朝鲜跟联合国军打了三年。朝鲜战争刚停战，我们又悄悄地参加了越南战争，虽然没有调用大量的兵力，但付出的物资、装备、技术却是巨大的。累计到1975年，投入到越南战争的物资总量，比投入到朝鲜战争的多得多。这期间，1962年，我们跟印度又打了起来。规模不大，但影响不小。此后，1969年，我们在北部边境跟苏联打了几场小规模的战斗；1979年至1989年，在南部边境跟越南打了一场规模较大、耗时10年的战争。事实上，我们跟国民党的内战并没有结束。至少在毛泽东时代，内战还延续着。金门炮战，就是证明。如此看来，1989年之前的60多年里，我们党几乎始终都处在战争的氛围中。
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大体可以分成两类：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国内战争比较单纯，就是国共内战。国际战争比较复杂，有基于共产主义国际义务的“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战争，有基于边界领土争议的中印战争，也有基于……
毛泽东说过，战争好比一所学校，好比一座熔炉。战争让我们党学到了许多东西，锤炼了我们党的肌体，锻炼了我们党的意志。世界上几十个共产党，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共产党像我们党那样有着无比强壮的体魄和无比坚强的意志。这是战争带给我们党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战争也使我们党拥有了在常规陆战方面的最为娴熟、无与伦比的战役指挥能力。一位以色列的军事专家得出结论，我们的战役指挥能力仅次于二战时的德国，排名世界第二。虽不作为训，但我认为还是靠谱的。我们党在国共内战时期，几乎是同时酝酿、组织、指挥了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主力150万之众，这在世界军事史上是为数不多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战争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战争，也带给我们党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党的最宝贵精神财富即毛泽东著作，几乎全部是有关战争的。这不免给我们党带来一定局限性。我们党似乎更习惯于战争的环境，而不适应和平的环境。事实上，我们冷静地看一看，从1950年到1979年，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我们打了6、7场大大小小的战争，这在二战后相对和平的环境里，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政权来说，是不是有点过于频繁了？过于频繁的战争消耗了我们国家宝贵的资源，更严重的是，这些战争让我们党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并导致国家体制的失衡、给民众利益造成巨大损失。
战争的负面影响我归纳了几点：
第一、滋长了我们党绝对正义的思维习惯。我们党最大的成功，就是在二战之后的国内战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蒋介石国民党败逃台湾，而大陆则由我们党完全、彻底掌控。这一结果，当然可以证明我们党占据着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正义制高点，但如果将其绝对化，就有可能成为我们党的包袱，事实上，我们党在建国后二、三十年里的一些折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背上了这个包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党还没有摆脱成王败寇这一陈旧历史观的束缚。在人类普遍觉醒的20世纪，坚持正义的一方最终能够在战争中获胜，这可以说是定律；但是，逆定理却是不存在的。别说短暂的胜利——如纳粹德国1940年在欧洲大陆的胜利、军国主义日本1941至1942年在太平洋的胜利，根本不能证明正义在他们一边，即使获得了持久胜利的一方，如美、英、苏、中（国民党统治）等国家，也不能证明他们就能持久地代表正义。国民党在二战期间代表了正义，但战后不到4年，即走向了反面，最后被代表正义的共产党打垮。苏联这个庞大的“红色帝国”，战后虽然还辉煌了40年，但也最终走向了反面，最终导致彻底崩溃。我们党在国内战争中虽然代表了正义的一方，但在取得了战争胜利后，如果不能坚持原先的政治理念，而总认为正义一方做任何事、无论怎么做，都能体现正义的话，那么也是要走向反面的。毛泽东的历史教训对我们党来说，是极其深刻的，我们不能忘记。
第二、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了我们党的危机感。在二战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危机感过重，机遇感全无……我们党在改革时期对世界局势的一个重要判断，就是“和平、发展是主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将发展经济作为全党的工作中心。这是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党作出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贡献。但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局势，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才出现的吗？显然不是。当我们摈弃了陈腐观念回过头去看，便很容易发现，其实二战结束之后，世界就已经出现了和平发展的大格局。即使在的冷战的情况下，和平发展的机遇还是存在的。亚洲所谓的“日本复苏”和“四小龙”，不就是在冷战期间产生的吗？也就在别的国家趁“恐怖和平”（大量核武器对峙下的和平）的机会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候，我们却是在危机重重的感觉下过日子。我们选择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说明了我们对来自外部的危机感十分强烈。所谓“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也是这种危机感的一种表达。战争是战争，革命又何尝不是战争？我们总认为如果没有原子弹、氢弹、导弹，就无法获得国家安全。我们党的注意力几乎全在战争上，哪还有“和平发展”的影子？而且，我们当时认为，大的危机还是来自外部。具体地讲就是来自美、苏。一般来说，一个执政党有危机感并不是坏事，但问题在于，如果是因为自己局限于以往的经验和感受、缺乏对世界大势的正确判断能力、发生认识上的偏差而形成的过重危机感，就会对我们党的事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损失是难以弥补的。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危机感过重，错失发展机遇，我们党在执政的前30年，发展状况是很不理想的。
第三、国家体制的军事优先特征过强，产业布局违背经济发展规律，造成资源利用的巨大浪费。在毛泽东时代，确实发生过民生优先还是军备优先的争论和矛盾。早在1953年，就发生了梁漱溟跟毛泽东之间所谓“小仁政”、“大仁政”的争论，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关于顾及农民利益的诉求不过是“小仁政”，而“反帝才是大仁政”。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困难，根本的原因，也是为发展军备服务的重工业和为民生服务的农轻产业发展比例失调。经济部门几乎就是中央军委的总后勤部……到了“文革”期间，国家的基本职能几乎就剩下了“继续革命”和“备战、备荒、为人民”，备战是首当其冲的。可有限的资源用于备战之后，备荒、为人民也就只能被挤到一边去了。到了毛泽东去世时，国家的经济运行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判断基本准确。第四、将军事指挥的高度集中原则，移植到国家管理体系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制。这是长期的战争环境给我们党造成的一个弊端……过于追求国家领导核心的”纯洁，“路线斗争”、“整肃反党集团”频繁，造成治国人才大量损耗，政治局势动荡……外部的压力巨大，而内部的权力又是高度集中，于是最高领导人的感受，就一定要强加于全党、全国人民，上下必须绝对“保持一致”……稍有不一致，就会引起最高领导人的猜忌和震怒……正常的国际交往也被套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毛泽东时代党内高层斗争如此频繁，跟毛泽东对外部世界重重威胁的感受是分不开的……不习惯于利益多元化、不同意见共存、通过民主决策机制选择最佳意见的体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跟领袖意见高度一致的结果就是，成绩可以斐然，灾祸也必然巨大。
用战争的眼光看待世界，刻意搞反帝返修的“国际统一战线”，非友即敌，造成国际孤立。我们党在很长一个时期，没有学会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当年的冷战格局、阵营对垒的形势，似乎很对我们党的胃口。 因为我们有极强的阵营情结，于是，世界上几十个最有实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成了我们的敌人。又因为我们有极强的马列主义情结，又把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划入必须打倒的修正主义阵营，这样一来，我们就成孤家寡人了。……用纯粹意识形态的虚幻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取代国家的正常利益,导致我们国家的正常利益长期受到损失。我们反美反苏，自以为能够得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使我们自己陷于极端的孤立……我们忽视了世界文明人类的主流认知，那就是反对形形色色的暴力（包括因宗教、种族、政治等因素引发的暴力）；反对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战争；反对以种种理由实行极权体制。有人说，美国打东打西，为什么不被孤立？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被美国打的，多半是问题国家。这些国家的一些行为早就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如阿富汗塔利班、伊拉克、利比亚等。此其一。其二，美国并没有通过战争直接获得利益，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这就使得它的战争行为，像是警察在执法。美国也因此获得“国际警察”的诨号，这里面有褒有贬。其三，才是美国所打的旗号，什么反对“独裁”、“大规模杀伤武器”、“恐怖主义”等，很是蛊惑人心。当然美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富强之国，便是正义之乡，人们通常有这样的思维。而我们中国，恰恰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我们党执政后的几十年里，显而易见，战争带来的消极因素，要大于积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影响了我们的指导思想、国家制度、民众利益和对外关系。……为什么我们总认为世界上远超我们的强国，“亡我之心不死”？为什么我们总认为只有在实力上超过这些强国，我们才有了安全保障？如果世界强国都有灭了弱国的想法，那些上百个中小国家将如何生存发展？如果有人质问我们：强国总有灭弱国的想法，是否意味着中国强大后也要灭了别人，我们将何以应答？当我们几十年来喋喋不休地念叨“某某亡我之心不死”的时候，我们似乎并不理会世界的疑惑。但就是这些疑惑，慢慢变成了疏远，使我们这个时时刻刻有着危机感的国家反而遭到了孤立。
第二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这是我要重点谈一谈的。
数千年来战争无数。远的不说了。近100年之内的战争，对我们有着深刻影响的，应该就是二战、抗战、内战、冷战和最近的反恐战争了。冷战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冷，我们参与了朝鲜战争，死伤百万，耗财百亿，比我们在内战中的消耗还大。将这些战争联系起来思考，用一种客观的思维方式思考，就是不带党派意识、只考虑一般意义的民众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在战前、战中、战后的得失，看看能给我们那哪些启发。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党在二战、抗战中，还处于弱小地位，影响力有限。对内、对外真正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是内战。是长达22年的内战，将我们推到了世界舞台上。所以，我们历来研究战争，似乎也多着墨于内战、尤其是三年解放战争、尤其是三大战役。对席卷全球、历时6年的二战和中国历时14年的抗战，研究不多，甚至好几年是空白。总结历史教训，向来我们的党史观念很强，世界史、民族史、国家史的观念就要逊色得多。这不是好现象。我们党离不开国家、离不开民族、离不开民众，国家、民族、民众离不开世界。毛主席说过“中国有那么多省，一个省就抵得上一个小国家，合起来就是一个联合国。”但那是一种调侃，当不得真。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是离不开世界的时候，那么对二战历史的研究，就不会有疏离感了。
二战有两个战场：欧洲、北非的反法西斯德国的战场和太平洋、东部、东南部亚洲的反军国主义日本的战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还有一个特别的名称，那就是太平洋战争。二战的意义对世界来说具有普遍性。而太平洋战争对于中国（当然也包括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的意义，则具有特殊性。先说说二战意义的普遍性。
包括列宁在内的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在一个历史时期具有真理性。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的这一论断正式对这场战争的理论总结。但是到了二战，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规则……由原先的英、法、德欧洲列强主导世界，变成了由美国主导世界……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基本规则就是通过占有殖民地扩大商业网络，为本国资本增值拓展市场……一次拓展，终身享用………这种商业模式，就产生了世界上许多弱小国家沦为殖民地……而一些大而弱的国家则划出土地成为租界，殖民地和租界都是垄断市场，别的国家要想占有，那就把舰炮开来吧…所谓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根子就在这里……20世纪初，美国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美国原来就是英国的殖民地，知道里面的苦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力不济，暂时还不能跟英法德抗衡，所以就提出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规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市场的事情用市场的办法解决——搞自由竞争……在美国看来，英法德俄等老牌殖民主义搞领土扩展，扼杀民族自由、交往自由，无疑是一种罪恶；而苏联搞世界革命，搞共产主义国家集团，跟老牌殖民主义无异，同样扼杀民族自由、交往自由，也是一种罪恶……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具有了这样的理念，只是无力付诸实施，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国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一……可以说美国加入到二战中来，就是抱着改变世界秩序、废旧立新的理念的。从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一直到《联合国宣言》……都是在美国的主导下产生的反映了国际新秩序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本……基本原则就是民族自由（包含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公民自由（包含尊重国民权利、保障人权）、交往自由（包含经济交往、人员交流、信息流通）、和制止非法战争（以《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为依据）……从20世纪初开始，人类社会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实践，今天是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了，那就是：将英法德俄的旧秩序、苏联的共产主义秩序和美国的新秩序这三种国际秩序相比较，美国主导的新秩序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秩序……当然，今天看来，美国主导的新秩序也出现了问题，但这不会影响二战时期的国际大格局。
对于二战的认识，我们党始终在列宁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之间摇摆。初期，我们是坚信二战与一战一样，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包括日本攻打中国蒋介石政权，我们党也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革命战争，还是我们党当时的基本战略。但当纳粹德国大局进攻苏联后，我们才认为战争性质改变了，是世界进步人类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以后军国主义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我们的看法也没有改变。如果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我们也会把它看作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但事实上，二战从一开始，其性质就不同于一战了。这是因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世界，已经不同于世纪初的世界了。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苏联的产生，打破了世界的原有的格局……社会主义无论如何，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种制约，它起到一种牵制在用。有人说，苏联当时也是按照帝国主义的逻辑行事的，如它跟德国一起瓜分波兰，侵犯芬兰等……但我要说，与其将当时苏联的这些动作看作是与帝国主义如出一辙，不如看作是苏联在德日意咄咄逼人的态势下的一种自我保护行动。但是，苏联的出现，并不能有力地改变国际旧秩序，而且，从苏联在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表现来看，其骨子里依然流淌着沙俄血，毛泽东老一辈领导人将苏联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新沙皇，是有道理的。所以，真正致力于改变国际旧秩序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正是美国的崛起和最终加入二战、主导二战，才使得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一种新秩序完全取代了旧秩序。这个脉络很清晰……就是从威尔逊的14点建议——到罗斯福的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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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 大话西游
2014-04-21 08:2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