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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主要优势不在于硬件，而在于理念和制度化的建设。有这样几个地方值得国内反思和借鉴——

第一，美国、加拿大的终身教授（tenure）制度。笔者今年7月在英国牛津大学开会的时候，好几个英国教授也跟我谈起英、美、加制度的不同，并表示对美加的终身教职制度的羡慕。原来，以前的英国任何讲师都是终身制的，后来逐渐取消了终身制，大家都是一年一签。当时有一个讲师告诉我说，她在伦敦的同一所大学已经任教15年了，到现在还是一年一签合同，而且要跟上司搞好关系。他们认为这种制度导致人才流失，也导致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下降。美加不同，有了终身教职，基本就高枕无忧了，而且取得终身教职的教授薪资远远大于没有终身教职的教师，每隔三年还有一年全年带薪休假（sabatical），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学术自由，但是劣势就是铁饭碗也使得有些人一旦获得终身教职就不思进取，甚至和原来比判若两人。当然，相比之下，优势大于劣势，所以这个制度至今还存在着。中国曾经实行一刀切政策，虽然改为三年一签合同，但是基本上都会续签，因此等同于终身制；由于没有终身教授制度，缺少美加的那种薪酬和待遇的区分度，所以对于教授的创新和研究鼓励与保障不够。

第二，竭力避免裙带关系和近亲繁殖。美加两国高校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流动性特别大。从未听说谁本科、硕士、博士和任教都在一个学校，尤其没有“留校”任教这一说法。你如果在多伦多大学拿到的博士，那就不可能在多伦多大学得到教职；但是，如果你在外面教了一大圈，几年后再回到多伦多大学是可以的。这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属于一个人人接受的潜规则。流动是好事，因为每所大学、每个系科都有各自的强项和侧重领域，都有各自的教学和研究风格，都有各自的校园文化。而且，举例说，同样做妇女与性别研究，每个大学都有不同的侧重，有的侧重于民主政治，有的侧重于有色人种的平等权益，有的侧重于流行文化，有的侧重于社会心理；人才一流动，就加速了优势互补和信息沟通，是一个极佳的良性循环。中国高校应该借鉴这一点，避免近亲繁殖，让东西南北中人才到处流动。

第三，不迷信导师，不搞封建家族式的传承制度。跟了一个导师就互称“师兄”、“师弟”、“师姐”、“师妹”，这是封建师承制度的糟粕，这种观念意味着一种话语的不平等，暗示着对导师意见和观点的唯命是从，并预示着一个导师带的学生之间日后要搞裙带关系。美国、加拿大高校基本上不看重导师名气，求职时候也从没有人关心你的导师是谁（当然，除非你的导师是爱因斯坦，会有人瞪大眼球，但是那只能说明你运气好，不能说明你就是爱因斯坦第二）。中国研究生常关心导师是否有名，是否有多么显赫的学术成就，但是在美加二国，找导师主要看这个人的责任心（commitment）和执导效率（competence），因为他（她）可能很有学术地位，但是未必关心你学业进程，未必能给你很多时间精力的投入，本应四年完成学业他（她）可能拖你八年。

第四，和英语世界接轨，一些学科应多采用全英语教学（比如心理学、医学等等），像港大一样，还有瑞典、丹麦、荷兰等国的大学。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屈从于英语霸权，而是为了国际学术交流的方便，我们有必要在很多学科中采取全英语授课（你绝对不想在参加国际齿科研讨会上临时要翻词典查一查“根管治疗”的英文怎么说！）。毕竟互联网上85%的信息是英文的，学术文献大多数也是英文的，欧洲非英语国家所出的学术期刊没有英文版都立不住脚。笔者踏遍欧亚美三大洲的学术研讨会，中国大陆的国际参与度严重滞后，基本上没有翻译无法和世界各国学者同堂竞技。有的虽然可以用英语演讲，但是却无法互动；更有不少人必须要依赖翻译，而临时抓来一个翻译效果肯定不佳。而且，国内高校邀请国际专家学者讲学，没有翻译的话依旧比较困难。笔者几次为国内高校推荐加拿大著名学者，至今还需要笔者来翻译人家的简历，因为能直接看英文简历的人都不多。除了英文技能需要提高，为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英文授课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没有专业科目的英语教学，所以在知识和信息传播上势必有一个滞后，因为很多词汇和概念要等待有人翻译、认同并推广，而很多新的词汇与概念一时半会是不可译的，必须直接用英语传播。

总之，我们需要走出去多看看，否则不知道我们在什么方面需要大幅度改进。混一混混到退休也可以，但是难为了一代代学子——中国读完了大学想去出国留学的，依然人数猛增，党和国家领导人子女出国留学的也俯拾皆是，而且小留学生（即小学、中学就出来留学的）也越来越多了。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2016-10-09 22:13:06

原始网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8c2d4b0102wob0.html